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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祥律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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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本人坚持江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之政策,艰苦工作,努力维护法律和公理:为法官辩护是积德,遭打击是报应,为律师辩护是积德,为佛教代理是积德,为和谐,为中国第一起万人维权是积德,树律师代理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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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律师护法遭打击,两京依次报冤情  

2008-06-07 15:1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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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点评:职业性报复,胜于其他类型的报复。同行业的支持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必备要件之一。笔者遭到职业性报复,若无江苏、盐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司法部的支持,没有法律专家们的支持,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昭雪和圆满的结局。

    “徐国祥律师的民告官胜利了!”——这一喜讯立即传遍了盐阜大地(1995年12月18日开始的滨海县财苑宾馆扩建拆迁案,当年盐城地区的电视台、报纸、广播都连续宣传:滨海县政府挖掉了拆迁钉子户徐国祥律师)。到底谁是谁非?历时七个年头的行政诉讼,公民胜诉表明公民所诉的事实与理由是正确的,“官”连续先胜而后败,则表明地方行政机关和审理此案的三级法院主审法官均是枉法裁判(当时的滨海县法院院长戴全生等法官因贪赃枉法卖官受贿于2001年12月逮捕,此是后话了。),从而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这一铁的事实,回应了当年滨海县政府在盐阜各报刊电台所作的不实的宣传,为法律正了位,为被打击的律师正了名。请看各级法院的裁判结果:

公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史笔法官,代表高院宣布行政裁定书(1999)第68号:徐国祥与滨海县政府、建设局“不服财苑宾馆扩建非法拆迁决定”纠纷案,经审议,认为:原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滨海县人民法院判决徐国祥败诉,是“审理对象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由本院直接提审,终止原判决书的执行。第二份(1999)苏行再终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宣布:撤销盐城市中院(1996)第39号行政判决书、滨海县法院(1996)第3号行政判决书。

这份裁定,虽然只有廖廖数语,但对笔者及被害的家人来说,是字字千钧啊!其中融洽了笔者及全家人多少心血!融洽了北京、南京多少法学专家、学者的心血!融进了多少领导的心血!无法计算。

万幸的是:这宗沉冤,至此,于1995年12月15日——1999年12月15日,长达四年的周年纪念日得到结果!这起行政诉讼史上特大的、人为的沉痛冤案,得到了公正评判(但本案和解的结束日期是2001年5月11日)。当即随笔以记其情:

 

舒怀

 

一道圣文震苍穹,百姓血泪变彩虹。

人在鬼前洗羞面,鬼在人后掩狰容。

当年劫财枉判客,如今威名化旋风。

府院勾结铸铁案,沉冤昭雪颂史公。

 

    在此,很有必要特书一下令盐阜人震惊而又困惑的记者采访事件:

《百姓信报》2000年3月21日第六版 [原《法制日报》《中国律师报》记者刘和平 邢晖的记实报道:全文如下:

                               

“法治脉搏:人们都知道,律师是为别人讨公道的。可是,江苏省盐城市律师徐国祥在代理一当事人起诉滨海县政府进行行政诉讼后,自己的麻烦就接踪而来了。工作无着,住房被拆,流离失所。而这一切,都是在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进行的。在这巨大的压力下,徐国祥始终不肯低头。他为自己讨公道的呼声最终引起北京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他的呼声,终于有了关键性的回响。请看——一次推倒错案的经历”:

1999年12月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撤销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年盐行终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和滨海县人民法院1996滨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二、本案发回滨海县人民法院重审。一纸裁定,廖廖数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而他对律师徐国祥来说,却无疑于一次春天的回归,一次生命的重振。三年多来,为争取这一天,他倍受煎熬,在百般困苦中奔走呼号。回顾这起推倒错案的经历,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次非同小可的“拆迁”

 1996年6月12日一早,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的不少群众好奇地看到,伴着隆隆开进的推土机,一支威风凛凛的队伍开进了县城边的东坎镇新建村。这队伍的“级别”堪称一流,穿着公、检、法、司制服的人员占了大半。在老乡们眼里,“专政”队伍全体出击,一定是要采取什么“专政”行动了。

这支队伍来到县财政局所属财苑宾馆西侧与公路相隔的地方,推土机冲上去,一栋栋新的、旧的房屋很快都在四起的灰土中成了一模一样的残垣断壁。拆房的队伍开走了,留下一群满面悲苦的房主们。

在这被拆的房子里,就有徐国祥的住房。

这群无家可归的房主里,就有为申请建房执照,委托徐国祥刚刚与县政府打赢行政诉讼官司的当事人刘必荣。此时,离这起行政诉讼的胜诉,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也许在今天谈这起拆迁,就非要说说徐国祥为刘必荣代理的这次行政诉讼,因为不如此,就很难找到这次拆房行动令人可信的原因。

刘必荣-------(95年12月12日;96年6月8日县政府打印强制执行通告,96年6月9日张贴,96年6月10日为执行日三天拆迁、很少补偿、安置偏远、起诉)

经过诉讼,刘必荣的官司赢了。他得到了胜诉的判决书却永远也得不到建房执照。就在刘必荣胜诉不到一个月,县政府的“拆迁”,又使他的胜诉,像沙滩上的房子,被大水冲光了。甚至连徐国祥的住房也搭进去。

县政府的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谁敢与县里做对,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然而,徐国祥相信,国家有法律,它对公民的权利有着充分的保障,它是不允许任何人欺压群众,违法胡来的。为此--------

徐国祥状告县政府

1994年9月3日,退休工人刘必荣向滨海县政府提出建房申请,县政府没有批准。刘必荣认为县政府应该批准,遂委托滨海县民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国祥律师代理,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经过近一年的审理,刘必荣于1995年8月11日最终取得了胜诉。胜诉后,刘必荣手持法院判决,多次跑到县政府,要求领取建房许可证,而县政府迟迟拒绝办理。11月刘必荣再次向政府申请建房执照时,政府挽回败诉“面子”的计划已经制定了。

刘必荣与徐国祥是邻居,他们住房的东侧,是县财政局所属的财苑宾馆。这家宾馆是以财政局搞培训的名义建设的。在宾馆南侧,有一座住宅楼,也是打着培训者宿舍,建成了却成为财政局领导干部们的住宅。此时,财苑宾馆打了一个扩建的报告,要求扩建。理由是要为被培训学员解决居住问题。

政府报告的审批一向进展缓慢,然而这次却惊人地神速。1995年12月12日财苑宾馆打扩建报告,13日副县长戴启盛就签字批准,15日拆迁公告已经贴到了墙上。

被拆迁的范围,把刘必荣与徐国祥的住房全圈了进去。法院的判决和刘必荣建房的申请全因拆迁变成了无用的废纸。

拆迁补偿的条件极其苛刻:刘必荣住宅所用土地面积有700多平方,拆迁安置只给了160平方,刘必荣的房屋价值10多万元,拆迁补偿则只有2万余元。徐国祥住宅面积有325平方,拆迁安置只给80平方米宅基地;徐国祥的房屋价值10万余元,拆迁补偿只有10635元。被安置的地方则是县城边上一块老坟地里。

像被窝里让人塞进了一块砖,外人看不出睡觉者的痛苦的,徐国祥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已为刘必荣代理的告滨海县政府的行政诉讼。他决心为自已讨公道。1995年12月18日,他一纸诉状又将县政府诉上法庭。徐国祥在诉状中明确指出:县政府在行政诉讼败给老百姓之后立即搞扩建规划,属于打击报复行为。其拆迁行为也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滨海县政府的拆迁决定。

这回,县政府是有备而来,他们有的是办法去影响法院,也就绝不会轻易败诉了。

1996年6月14日,经过半年多的蕴酿,滨海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这个判决是个所判非所诉的判决。徐国祥诉的是“不服县政府拆迁公告”,而判决对此却只字不提,而是把起诉书未提及的县政府对拆迁安置的补偿问题做了肯定。不管怎么说,县政府赢了。

就在这张所判非所诉的判决书下达的前一天,前文所述的“司法拆迁”,已经把徐国祥和刘必荣等住房拆成了一片瓦砾。这就说明,在判决书未下达时,徐国祥已经输了。

徐国祥不服这一判决,又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996年8月22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人们说,此时的徐国祥就象是如来佛手掌心里的孙悟空,任他有天大的本事,也难逃败运了。

徐国祥还是不服,他相信,在中国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任何人也是无法一手遮天的。

他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可是,1997年1月2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通知,驳回申诉,维持原判。按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徐国祥走到了头,也败到了头。

此时的徐国祥真是困窘到了极点。工作没有了,收入没有了,连遮风避雨的家也没有了。爱人整天哭哭啼啼,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孩子也几乎断送了学业,学习成绩落到了全班最末一名。经常口袋空空、肚里空空的徐国祥既要应付家中难解的穷困,又要一次次、二十多次的跑南京、上北京反映他的冤屈。他的精神承受能力近于达到极限。回忆这段经历时,徐国祥说,他在北京反映他的情况时,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宁弘、陈秋兰曾好心地请他吃了一餐午饭,当时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他说,他当时的心情很难过,那时(96年)正值中秋节前夕,在一片团圆的祝福声中,只有他远离家人,忍着饥饿在北京街头踽踽独行。也在那几天,他在收音机里听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江苏优秀律师徐国祥”法制新闻人物的事迹的节目,他想,那语气生动的播音员一定不会知道,此刻的徐国祥正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为自己的冤屈做着近乎无望的努力。自己却流落在北京街头!

北京终于有了回音

徐国祥的呼声,很快引起了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的重视。接到司法部的通报,1996年6月,《中国律师报》记者赶到滨海县实地进行了调查采访。1996年9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洪超和《中国律师》杂志社记者也到南京,与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律师协会、盐城市司法局和滨海县司法局及滨海县政府有关负责人商讨了有关问题。

    也是在此期间,二审败诉,省高级法院驳回申诉,维持原判。徐国祥陷入了更加不利的境地。

1998年6月10日,全国律师协会在北京召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著名法学专家,对徐国祥房屋拆迁一案进行了专题研讨。江苏省律协、盐城市律师协会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对案件情况做了介绍。并回答了专家的提问。经过认真讨论,专家们的观点相当一致。他们认为:滨海县政府拆迁决定的内容不合法。“滨海县政府及其建设局责令拆迁的行为是以政府批准的《关于县财苑宾馆扩建规划方案》为事实根据的,且扩建的目的是修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场所。这种行为已构成了非法扩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而且,行政主体在实施强制拆迁行为时,既没有制作现场记录,又未留下拆迁清单,无充分证据证明被拆迁人得到了妥善安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这种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的土地,或超过批准用地数量占用的土地,应当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处以罚款。”

1998年9月15日,全国律师协会根据此次专家会议的结果,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文件,介绍了会议的有关情况,正式提出“请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指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1999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函给徐国祥,通知他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系。

1999年11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行政裁定书,认为: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滨海县人民法院对徐国祥一案的审理“审理对象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由本院直接提审,审理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1999年12月7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撤销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年盐行终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和滨海县人民法院1996滨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二、本案发回滨海县人民法院重审。”

一个到了头的错误判决终于被严肃的法律推翻了。

                         尾声

目前,这桩错案正在有关法院的纠正之中,徐国祥终于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法制的阳光又暧暧地照到了他的身上。

也许是对几年磨难的补偿,在全国律师协会和北京律师协会的帮助下,徐国祥律师已经调入北京市天星律师事务所执业,并在全所律师的推举中成了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在这更广阔的天地里,他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我们也得到了消息。那位指挥拆毁徐国祥律师房子的滨海县政府的领导,也因挪用扶贫款建财苑宾馆等问题,正在受着有关部门的调查。”

我们不应相信因果报应,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一转变呢?

(文章结束)

    本章节点评:

    法院是执行国家法律、为民主持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的国家机器。但法官不能公正执法,原告与被告势必有一方将蒙受冤屈。受冤的一方必然要起动上诉或者申诉的法律程序,造成国家和人民的精力和财力上的浪费,有愧于国家和人民。

《百姓信报》同版发表了马超先生点评:《有感法官办错案》:“几年的律师生涯,使我看淡了成败荣辱。不是吗,作为一名称职的律师,只要抓住了事实并正确地运用法律去为自己的当事人仗义执言,据理力争,胜败都是理当如此的事情。鉴于此,还有什么成败的荣辱感呢?然而常有另一种情况,时时在困扰着我,那就是,于法于理都应当胜诉的案子,作为律师该做的都做了,仍然会招致败诉的厄运。深刻反省之后发现自己的工作没有失误,那么是谁的错呢?对此,我不敢妄下结论,只好运用逻辑学中的乘除法找出答案:那是法官的错。

常掩卷思考,为什么往往十分简单的民事纠纷会出现一错再错的情况呢?是律师的观点错了吗?不是,因为案件的最终结果证明律师没有错。是我们尊敬的法民水平不高吗?也不应当是,因为审理本案不需要太高的司法水平。

因此,我固执的认为,法官办错案,大多是因为人情关系或利益所致。我现在比较相信我国法官的司法水平。有的或许刚进法院门时还是法盲,但经过培训一段时间后已具有备较高的办案水平了,况且常有负有正义感及责任感的律师在庭上给他们“讲课”,疑难复杂的案件往往经过审判委员这个智慧群体定夺。所以,只要法官心存公正,耐心的听取双方当事人(包括律师)的意见,如果拿不准,庭前庭后再查一查书,补一补课,虚心地请教一下专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用相关的法律规定去裁判,那还会出现什么错呢?有许多案子,就连普通老百姓都能准确的判断出结果,作为法官还有什么理由执迷不悟出现错误呢?然而,如果考虑了人情关系,考虑了个人利益,就会对事实、对法律及对律师的正确理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了照顾人情关系,为了兑现承诺,只能绞尽脑汁去扭曲法律,去枉法裁判了。

法律最能体现公正,作为执法者的法官因为人情关系等失去公正心,必然会改变法律的本来面貌,产生不应有的错案。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总的来说还是干净的,枉法裁判的情况毕竟是少数,但就是这一污点,已使律师常感无力回天。令人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过去的一年中先后推出了错案追究制度、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规定等一系列措施,都使得枉法裁判的法官失去了活动的空间。肖扬院长的工作报告,更使我们看到了正义、公平和司法公正的美好前景。”

走出低谷的心情:

沉冤见报了!天下人皆知,平雪有望。

公元2000年3月20日晚,北京的天空淅淅的下着春天难得的雪花,这雪花中伴随着春雨,几经曲折终于见天的笔者冤案,见于报端。刚从报社拿来此报的笔者,骑着自行车在春雨雪中享受着苍天的洗礼。不由自主的唱起了“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前景毕竟是前景,还是一再回过头看一下笔者所走过的艰苦卓绝地行政诉讼路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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