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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祥律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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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坚持江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之政策,艰苦工作,努力维护法律和公理:为法官辩护是积德,遭打击是报应,为律师辩护是积德,为佛教代理是积德,为和谐,为中国第一起万人维权是积德,树律师代理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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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奇案解密之一:候淑梅投诉徐国祥退费纠纷的悬念  

2008-07-02 07:59: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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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奇案解密之一:候淑梅投诉徐国祥退费纠纷的悬念

北京徐国祥律师

有合同存在,就会有合同纠纷,包括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退费本是常事。一个承办了上千件案子的律师,有三两个投诉纠纷,在所难免。当事人付出费用,要结果是正常的;律师收费是法定的,无可非议。单位责任单位承担,个人责任个人承担;将单位责任强加于个人,并遭受行政、经济双重打击,这是有悖于法律和公理的,世人自有评价。但,当年为何将候淑梅委托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徐国祥为其先生钱凤翔“诈骗”一案二审辩护的代理纠纷,炒得沸沸扬扬?其中的玄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虽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也将会解密于世了。

事发于2003年4月8日北京非典时期,揭密于2008年7月,其中的无奈,可想而知。世上的活人,每个人都会有带进棺材的秘密,那是职业与生存的常规。现在,只说一说面上的法理,以辩是非而已。本人一直认为:侯淑梅只是被他人利用,并无害我之心。但事已至此,澄清一下是非也有必要。

最高法院的结论,应当是权威的。就徐国祥不服海淀法院和北京一中院“候淑梅诉徐国祥退费纠纷”的错误判决一事,2007年9月20日,最高法院2007(384)号案审查认定:2007年9月21日,最高法院[(2007)第384号正式立案通知书]决定:受理徐国祥不服投诉人候淑梅非法要求徐国祥个人退还她已为办案交给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和法律专家论证的会议费之判决,审查认为:其一、将委托代理合同定为一般所有权纠纷案,是定性不准;二是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并且发生了费用支出,是单位收款和支付,徐国祥不应当退还侯淑梅关于74000元律师办案费,发函要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处理。

徐国祥收取候淑梅及中介人共交的代理费、法律专家论证费是61000元。其中,交给单位会计并开了税务发票的31000元,付给法律专家们3万元.徐国祥个人没有私吞。北京高院虽仍维持原错误判决,我相信:目前虽输了官司但不缺德。

一:当年〈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再次给司法局的说明〉:

关于徐国祥代理收取张宝山办案费用5万元和收取侯淑梅律师费用61000元均是单位收费并入财务总帐,不属于私自接受委托和私自侵吞他人费用的情况说明。

“北京市司法局:

京司罚决[200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

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与张宝山签订委托合同,不应当认定为徐国祥私自接受委托。

查明徐国祥按委托合同收取张宝山办案费用5万元并书写收条,这是表明办案结束后,徐国祥要与张宝山结算办案费用余款,张宝山不来恒城所结算,不是徐国祥私吞此办案费余款。

证据:其一、《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恒城所与张宝山签订《委托合同》和徐国祥给张宝山5万元办案费用收条;其二、北京市律师协会2003年12月22日听证会上张宝山签字的笔录第4页:张宝山说:“我去过恒城所二次,我电话和李军联系,没联系过徐律师。我向他(李军)提出过退费的要求。”

查明:徐国祥收取侯淑梅律师费和办案费用共计61000元,是正确的。恒城律师事务所开具全国统一的税务发票61000元。不是徐国祥私自收取委托人钱财。

证据:恒城所会计凭证2003年4月8日第1号凭证,徐国祥为钱凤翔垫付律师费2000元;恒城所会计凭证2003年8月2日,恒城所收取律师费29000元;2004年3月29日,恒城所根据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决定,补开2003年5月10日为侯淑梅丈夫代办法律专家论证会费用3万元的税务发票。

综上,徐国祥没有私自接受委托,没有私自侵得张宝山办案费用5万元,没有私自侵得侯淑梅法律论证费用3万元。根据《北京市律师执业规范》第五十一条规定:律师所为委托人召开法律专家论证会的费用,由委托人支付。恒城所已经为钱凤翔案召开了论证会,侯淑梅亲自参加,此款并没有被徐国祥个人所得,且:徐国祥将此款交入单位并交纳税金6405元。

因此,处罚没收徐国祥8万元,与事实不符。

请求复查纠正为盼!

特此说明。

附:张宝山案听证会记录第4页;

    侯淑梅案恒城所开具的61000元税务发票三张。

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

2005年1月20日”

二、应当驳回侯淑梅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1、《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恒城所和徐国祥共收到高树增和侯淑梅61000元,在恒城所会计帐上的办案差旅费在会计凭证上的7877、60元,专家论证会包干制3万元,开出税票61000元(纳税额达6405元)均在财务会计凭证上。总支出合计:44282、60元。

恒城所(不是徐国祥)实得款:61000元减去44282、60元=16717、40元,律师办案三个多月,恒城律师事务所根据侯淑梅的委托,实现撤销一审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办完了二审辩护义务.律师应当有劳动报酬,徐国祥个人根本没有不当得利!

一审判决由徐国祥个人返还侯淑梅74000元“不当得利”明显不当。

2、恒城所和徐国祥不应当退还所收律师费用的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__胡康生先生说道:“就不利于受托人方面而言,是指委托人在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尚未完成前解除了合同,使受托人因不能继续履行义务而少获的报酬.委托人除对受托人已履行的部分给付报酬外,对在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情况下,因解除合同给受托人造成的报酬减少承担赔偿责任.”

侯淑梅即原告是在江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6月25日,采纳专家和律师意见/决定将钱凤翔一审判决撤销、发回重审之际,候淑梅于2003年7月9日,向北京司法局及江苏有关部门投诉徐国祥向南京法官行贿\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律师费用。南京市中院仍将一审判决撤销,发回秦淮区法院重审.候淑梅是不愿支付10万元律师费用和风险代理费20万元而单方决定与恒城所解除委托.责任不在恒城所和徐国祥。

3、法律专家论证代理费,不应当退还的法律及规定的依据:

根据国家计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人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由委托人另行支付(一)鉴定费;(二)公证费;(三)异地办案所需差旅费;(四)律师事务所代委托人支付的其他费用.

根据<北京市律师执业规范>第五十一条规定:“律师收费之外的费用,下列费用由委托人另行支付:(一)\司法\行政仲裁\鉴定\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二)\合理的通讯费\复印费\翻译费\交通费\食宿费等;(三)\经委托人同意的专家论证费;(四)委托人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

侯淑梅诉称:“被告在接受委托后,未能认真履行代理律师的职责,相反以各种借口骗取原告支付所谓的各项办案费用76000元.经原告了解,其中被告所称的打点费3万元和开专家论证会给专家们的辛苦费3万元以及差旅费均让被告居为已有.时至今日被告除开具了2000元律师辩护费发票外,其余74000元被告不能向原告提供合理的票据.据此,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上述款项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__侯淑梅知道支出但没有举证出这些费用又回到徐国祥个人手中的证据。法院不应当采信侯淑梅无事实证据的谎言。

三、律师费用10万元和专家论证费用3万元的口头协定,有《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面书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可依。

1、侯淑梅<起诉书>中认可的事实:委托、交法律专家论证代理费和律师费。

2、恒城所收费与开票情况:徐国祥代收代支侯淑梅和高树增付款61000元。

2003年4月9日,高树增送给徐国祥代交恒城所16000元代理费;

2003年4月下旬,要开法律专家论证会侯淑梅汇给徐国祥代交恒城所费用3万元;

2003年5月10日,非典期间在恒城所开专家会议时,为方便出差侯淑梅给徐国祥差旅费用15000元代交恒城所并实际用于出差。

沈华昌先生为照顾高树增的面子,汇给徐国祥15000元代交恒城所之用,但于6月20日取回结清。

开票情况:

2003年4月8日,徐国祥个人垫付2000元在所里开了票,以便以公务出差南京办案。

2003年5月10日,法律专家论证会候淑梅参加、费用3万元列支;

2003年8月2日,律师事务所收取并开具正式发票29000元;(以上二笔在北京律协2003年12月22日听证会上已质证.)

2004年3月26日,恒城所开具专家会议代理费用3万元收据.根据律协要求开具会议费收据特快邮寄给候淑梅了.并补纳了税.

    律师完成委托事项的工作情况:

a)        2003年4月10日到南京,因一审承办人金燕法官拒绝办会见手续,认为徐国祥一审未介入,应由二审法院办会见。当初钱家请的有关人员也没有帮上忙,未果而返京。

b)        2003年4月15日,到南京后,调取了重要证人葛正方的证词,为改变一审认定20万元诈骗数额奠定了基础。并与中介人沈华昌先生走访了江苏省有关领导机关,为顺利办案打了基础。

c)        2003年4月17日,南京中院刑庭史进、黄胜齐办理了会见手续。根据钱凤翔同意委托徐律师为二审辩护人,刑事辩护手续完善;

d)        2003年4月26日钱凤翔向律师陈述有关案情和要求后,律师书写了关于钱凤翔无罪之书面辩护意见,与一审律师认为无罪的观点一致。交给法院承办人。

e)        为配合办案,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徐国祥请新闻部门重视,于4月底在《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第四期上发表文章:《以案说法:居间合同法律责任的归属》。为钱凤翔呼吁。

f)          2003年5月10日,正值“非典”疫情十分严重之际,为挽救钱凤翔在一审的败局,为二审争取改判一审判决做准备,在恒城所召开了以国家法官学院教授为主的著名法学家参加的法律论证会,高树增同志、钱凤翔夫人侯淑梅参加。

g)        5月12日,恒城所将专家一致认为:一审认定钱凤翔诈骗20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专家意见书,交南京中院和江苏省高院有关领导。

h)        因“非典”隔离措施,南京不接待北京律师,律师与法官电话磋商不断。

i)          2003年6月25日:南京中院采纳了徐国祥律师的辩护意见和专家意见,要求原审法院和检察院复查相关证据后,二审全面核查一下,发回重审。—徐国祥律师二审代理的义务完成。

j)          2003年7月1日,钱夫人与高书记到恒城律师所,徐国祥、李军与其商讨,律师认为:先将钱凤翔二审程序办完,救人要紧;退不退费等待二审裁判文书下达再议。——高树增要求先退费用;钱夫人不同意撤换徐国祥,仍要代理辩护。高树增书记讲:我们回去与钱家人说说再说。

k)        2003年7月3日下午至9日,律师带着十分矛盾,十分难受的心情,到南京,完成了关于钱凤翔20万元诈骗证据不足等辩护意见的陈述,发回重审定局。当时有<法制日报>记者刘和平陪同徐国祥在南京市中院与法官见面会谈.

l)          律师办事结果:从4月8日到7月8日,历时三个月完成了二审期间的代理辩护工作。未能开庭是”非典”北京律师不能进入南京法庭.只能信函和电话\传真往来.

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委托人因律师过错而提出终止委托关系的,律师事务所应当退还预收的全部律师服务费;非因律师过错而终止委托关系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收取的律师服务费不予退还。”——经恒城律师事务所努力,二审代理辩护,撤销一审判决,律师维护了委托人的权益,不存在损失。换人后的一审重审结果,不是恒城律师事务所及徐国祥的义务,徐国祥不应负退还责任。  专家论证会包干费用3万元委托人同意的依据和不应当返还的理由:侯淑梅在诉状第2页12-15行写明:“听了被告的话,原告同意在律师事务所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然而被告又提出说:请法律专家开会拿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你必须再付3万元给专家们做辛苦费用。原告无奈同意筹钱,但要求被告会后要给手续以便原告日后能向丈夫和家人交待。”。会开了,侯淑梅参加了,钱交了并开支了。凭哪条法律再由徐国祥退还?

四、         职务行为不是徐国祥个人行为的法律依据。

根据司法部<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合伙律师事务所主任负责执行合伙人会议决议,管理事务所的日常工作,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

徐国祥是主任,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他与原告之间委托代理及以恒城所名义为钱凤翔开论证会等等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权利与义务由律师事务所承担,徐国祥本人个人对原告所诉不承担责任。__一审判决由徐国祥个人返还已经交纳本所财务的、纳了税的、出差、办案花费了的律师费用,是无法律依据的。

 

附:一审法院卷宗记载的事实:

本人所提交的由法官签收的证据均在卷中,恒城所开具的61000元发票,不应当只写其中的2000元,而说其他无票,更不应当说本人个人私自收费。

其一、一审法院卷宗第136页,是恒城所将61000元税务发票和沈华昌从恒城所收回15000元的《结帐说明》,特快传递给候淑梅的邮电收据。

证明内容:侯淑梅2004年9月17日具状起诉前,共给恒城律师事务所交付律师费用61000元;恒城律师事务所向候淑梅开出税务发票61000元。

法院卷宗第165页第17行候淑梅承认:“证据8复印件已经收到”;卷宗第173页第12行:候淑梅代理人代理词清楚写道:“从被告提供的《结算清单》看”——证实恒城所2004年3月底给候淑梅的特快专递中的资料内容[〈结算清单〉、会议收据、律师费发票、沈收回钱〈结帐《说明》〉]全部收到。只是她狡赖而已。

法院卷宗第35页原告候淑梅提供的证据:就是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开具的法律专家论证费用30000元税务票。

法院卷宗第40页原告候淑梅提供的证据:就是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律师费用31000元。

法院卷宗第36页原告候淑梅提供的证据:就是沈华昌收回原为钱凤翔垫付的办案费用15000元的书面《结帐说明》。

法院卷宗第150页高树增证明:他为钱凤翔代付的16000元是代理费。

法院卷宗第151页候淑梅《投诉书》,证明:其一,她同意沈华昌提出的律师费用为10万元,代理费用为20万元;其二、法律专家论证会共3万元包干费用她本人同意并参加了;

法院卷宗第45页起的北京市律师协会《结案通知》第1条:“恒城所实际上接受了投诉人的委托,并且徐国祥律师已经实际履行了代理工作。”

法院卷宗第48页:(第4条)“关于付款性质:恒城所收取的费用中除2000元为代理费外,剩余款项为办案费用。”(卷宗第49页);第5条:“关于欺骗:本会认为:由于双方没有就律师办案费用的支付总额、支付方式和期限等问题订立书面协会,在委托关系成立期间,恒城所可以随时向投诉人请求支付费用,投诉人同意并实际予以支付;投诉人也可以先择拒绝支付。”;

第49页、接第50页:“本会认为:投诉人关于徐国祥律师骗取钱财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第6条:“关于退费。本会认为:投诉人有权随时解除其对被投诉人的委托,委托终止后,投诉人要求返还其同意并已经实际支付的律师费均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徐国祥律师对委托关系的终止并无过错责任。”“其所收取的2000元律师代理费无需返还,但是,恒城所及徐国祥律师就此案所收取的办案费用因没有约定为包干使用,恒城所应该与投诉人结算。”——根据此要求,恒城所通知候淑梅不来结算,只得将有关发票全部以邮政特快的方式送达候淑梅。

其二、徐国祥和恒城所提供的证据,列入法院卷宗第58页起到154止共97页。

(1)            第136页,是恒城所将61000元税务发票和沈华昌从恒城所收回15000元的《结帐说明》,特快传递给候淑梅的邮电收据。

(2)            第137页就是沈华昌收回15000元的《结帐说明》。

(3)            第61页就是恒城所提供的31000元税务发票。

(4)            第62页就是恒城所开具的法律专家论证会30000收据。

(5)            第63页起到127页止,就是记入恒城所财务的、经税务局、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市司法局年检审查过的徐国祥为钱凤翔办案出差的费用计7877、60元财务凭证复印件。

其三、恒城所和徐国祥律师履行代理辩护职责的证据。

一审法院卷宗记载:

(1)、第61-127页:恒城所财务帐本中记载的办案费用财务记帐凭证。

(2)、第128-129页:恒城所组织的、候淑梅本人参加的、人民大学江伟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院教授甘明秀、梁书文、曹三明等老师到会的法律专家论证会《法律专家意见书》。

(3)、法院卷宗第130-135页记载:徐国祥为钱凤翔办案在《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3年4月第三期上发表的呼吁文章。

(4)、法院卷第145页:《北京市律师执业规范》第五十一条“下列费用应当由委托人另行支付:(2)合理的通讯费、复印费、翻译费、交通费、食宿费等;(3)经委托人同意的专家论证费;(4)委托人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

(5)、法院卷宗第149页:恒城所徐国祥给承办法院邮寄送达的《律师辩护意见书》《传证人葛正方到庭的申请书》等等文件的邮电特快收据。

其四、恒城所2003年8月3日,接到北京市律师协会转来候淑梅投诉书后,按规定时间提交给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查对的北京市恒城律师事务所办案卷宗中记载:

(1)、候淑梅与恒城律师事务所及双方代表人签字的《委托书》;

(2)、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会见钱凤翔的《通知书》;

(3)、恒城所出具会见函、徐国祥在南京市秦淮区看守所会见钱凤翔的《会见笔录》;

(4)、恒城所徐国祥律师在江苏省调查证人葛正方的《笔录》。

 

迟来的正义

2005年11月8日,徐国祥收到了来自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协助调查通知书》,全文如下:“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民事行政案件协助调查通知,京检一分民行申字[2005]230号。徐国祥:你的申诉,我院已于2005年10月26日受理,现指令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协助我院调查,就案件有关事宜,请直接与他们联系。

2005年10月26日(公章)

第二联送达申诉人:海淀检察院地址:厂洼西里八号,电话:82644824”

结束语:中国有句话:舍得舍得,得舍得舍。本人不是要和谁争高低,能写舍得二字,就有舍得之念。沉默了五年了,有必要在公理和心里之间,澄清一下是非。

任何人都会有得有失,失就是舍,舍也会得。此文只是解密之一。意在提示规范行为的重要性。本人为顾朋友面子,办了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案子,应当得到教训。但,读者也会另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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