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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祥律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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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祥代理刑事申诉:湖南捷报政协委员龚英甫诈骗案重审今天宣布无罪  

2011-09-30 12:45: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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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祥代理刑事申诉:湖南捷报政协委员龚英甫诈骗案重审今天宣布无罪

本案是经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一审并判决龚英甫十三年、经湖南高级法院二审,改判为十一年实刑的龚英甫,于2007年7月,委托北京市问中律师事务所徐国祥代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9月20日,北京法律专家论证,认为本案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此后,龚英甫经取保出狱。

此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1年9月30日,发出终审再审判决书:龚英甫无罪!!!

附:当时的律师建议书,供一阅。

 

关于请求督促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湖南省政协委员、知名民主党派人士龚英甫“合同诈骗”冤案再审依法改判无罪的

律师建议书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立案庭:负责同志您好!

 

北京市问中律师事务所受申诉人龚英甫的委托,指派徐国祥律师代理龚案的申诉和再审。为此徐律师多次去湖南了解收集龚案的事实证据,经过我所律师专家团集体分析论证,一致认定现有事实证据充分证明龚英甫“合同诈骗”案完全是一起民事合同纠纷,原审以刑事罪判决此案是错误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纠正。

委托人龚英甫,男,现年56岁,计算机高级工程师,籍贯湖南涟源。原是湖南省第九届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常委。也是原湖南省进出口集团公司雄军技术成套公司(全资国有企业,以下简称“雄军公司”)经理,湖南雄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湘港合资企业,由雄军公司控股,以下简称“雄发合资公司”)董事长。

2006年9月,湖南省高院(2006)湘高法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雄军公司犯有合同诈骗罪,龚英甫作为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但是该案审理和判决在实体、程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在近年全国司法实践中不多见。本案在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立案庭马小秋法官承办)时,湖南高院也立案,终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8日作出对本案再审的决定((2008)湘高法刑监一字第5号《决定书》)。此案在湖南省高院审监三庭审理一年多,尚未审结。

基本案情:

1994年初,湖南省华湘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湘公司”)进口350辆日本产微型轿车(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开出信用证付款),销售一年多,没有归还中国银行一分钱贷款。1995年9月15日,经中行湖南省分行指定,龚英甫任经理的雄军公司与华湘公司签订《协议书》,规定华湘公司剩余轿车交由雄军公司代销。雄军公司在签约和履约的一年多时间里,经销106辆车,过程公开、合法、透明,没有任何欺诈和违法行为,龚英甫个人也没有捞取分文“好处”。但由于华湘公司首先违约,一直没有按合同约定提供增值税发票,导致华湘公司、雄军公司和买车客户三方无法结算,部份车款无法收回;同时在该汽车销售中,发生了由华湘公司极力推荐的客户吴波骗走33辆轿车(价值300万元,已有司法结论)的诈骗案,华湘公司回避与雄军公司商量分清双方责任问题;再加上当时雄军公司控股的雄发合资公司因房产项目上的拆迁户上访闹事,在当地政府“稳定压倒一切”要求的压力下,因此约有300万元车款支付雄发合资公司用于安置拆迁户了,这是公司之间的借用或占用,绝不是“非法占有”;而且,在1997年以后,外贸行业严重滑坡,导致各外贸企业形成大量三角债,疲于应付,因此华湘公司再没有与雄军公司联系解决增值税发票、吴波诈骗案责任以及双方结算等问题。这是在1995~1997年经济环境下一起典型的民事合同纠纷,且责任在华湘公司。无论怎么说,它都与刑事犯罪无关。

九年后的2003年,华湘公司的债权收购人(自然人)为利用政法力量索要过期的汽车款债务,就向上级诬告雄军公司“搞合同诈骗”,并串通个别侦办人员歪曲事实,罗织成刑事案件,用刑事手段以达到追过期债目的。2004年9月11日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以雄军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为由刑拘龚英甫(后查明这几张发票根本不是增值税发票,只是普通专用发票)。2005年7月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龚英甫提起公诉。2006年2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雄军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合同诈骗”两罪,判处龚英甫有期徒刑14年,个人罚款十万元。龚不服上诉,2006年9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高院(2006)湘高法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撤销一审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维持一审合同诈骗罪判决,改判龚英甫11年徒刑,并处个人罚金十万元。龚英甫仍不服提起申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8日决定对本案再审。

在湖南,社会各界上上下下皆知龚英甫案是冤案。本案从立案侦办到两审判决,存在用假证立案、逼供诱供、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等一系列错误,是一起近年湖南罕见的全错案,依法应该纠正。

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华湘公司首先违约不提供增值税发票,双方形成经济纠纷。

本案中双方的《协议书》第六条规定:协议生效后,甲方华湘公司在提供车辆的合格证、增值税发票等有关合法手续前提下,乙方雄军公司才付款给甲方。

但签约后,华湘公司始终没有按约向雄军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且提供的车辆合格手续不全,这一是违约,二是不符合付款要件。《民法通则》第62条和《合同法》第45条有明确的规定:附条件的合同条款,所附条件不成就,则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且华湘公司违约在先,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雄军公司有约四百万元左右的车款没有及时归还华湘公司及省中行,由此形成双方民事合同纠纷,与刑事犯罪无任何关系。

 

二、 龚案的关键是罪与非罪的问题。

我国刑法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中有两点:一是处罚犯罪,保护无辜。二是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龚英甫一案的判决却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这也是本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原因,即是本案适用法律错误。

原二审审判长李宇先法官在网上发文解释他定龚案构罪的理由说:“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本案签约行为发生在1995年,但是回收车款及转移隐匿车款行为延续到1997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之后。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是对于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否继续适用有不同的认为。一种意见认为,该解释不能继续适用,因为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已经将解释的内容吸收进去,对于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吸收进去的内容不应当视为犯罪。该解释第2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六种情形,由于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则只规定了五种情形,因此,龚英甫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该解释继续有效,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宣布作废,在审判实践中可以继续适用,龚英甫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条5项的规定,并适用解释第2条第5项的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笔者同意后一种分析意见。”

对于修改和废止的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的时效问题,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五号)明文规定:“司法解释的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如此简单明了的规定,原审判长李宇先法官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作废的司法解释判罪,显属适应法律不当。故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发现本案确有问题,才决定本案立案再审。

 

三、两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1、两审《判决书》均判决:“追缴雄军公司犯罪所得财产。”可是,本案从起诉到两审,雄军公司都没有被列为被告。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发释[2002]4号)司法解释规定:“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对该单位不再追诉。”而雄军公司当时并没有被吊销营业执照,也没有宣告破产,并有数千万元资产。雄军公司不是被告,没有出庭辩护,却被判罪,显属严重违反审理程序。

2、本案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中的二项判决,撤销一项罪名,宣告一名被告人无罪。这证明一审判决存在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等错误。但本案整个二审过程没有依法开庭审理,甚至没有任何法官讯问过被告人龚英甫,剥夺了龚英甫的辩护权。明显违反审理程序。

 

四、两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本案之“脏物”为106辆日本产微型轿车,办案干警早已查明其去向,并记录在卷。两审判决却只认定其中的58辆,对其余48辆车的去向只字不提;而且在审理中对本案的“赃物”没有依法做出估价,就判定为490万元(一审)和290万元(二审),显属事实不清。

2、两审判决认定雄军公司仅付给中国银行25.12万元货款。而龚英甫的律师在侦办案卷中就查出雄军公司支付127.02万元现金加上价值30万元客户商业铺面抵押的证据。二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

3、两审判决认定雄发合资公司在2000年时调整了公司股份以“隐匿”车款,这成为本案雄军公司构罪的主要依据。而事实上,雄发合资公司并没有调整股份。一审时龚的律师向法庭提交的湖南省工商局的证据文件(已经公诉人质证认可,见一审《判决书》)证明:雄发合资公司自1995年成立至案发时的2004年其股份和董事会从未有任何变更。可是二审《判决书》竟然没有采纳这份影响案件性质的关键证据。

雄军公司是全资国有企业,有严格的财务制度,资金的进出都受到审计部门的监管,因此也没有“隐匿”的条件。本案经过几年的侦查和审理,没有发现雄军公司任何帐外帐的隐匿行为。

4、两审判决认定:“经省中行、华湘集团多次催收,龚英甫谎称车款未收回,拒不支付余款。”但此认定没有证据支持,相反却有债权方放弃催收的事实:

(1)、两审《判决书》认定的“多次催收”,依据只有华湘公司和省中行的几位证人在2005年的证言,称他们在1995~1996年时向雄军公司进行过电话“催收”, 均是“回忆”,而且这几位证人还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依法其证言是无效的。华湘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中行是国家级大银行,他们的催收程序是必须使用书面《催收函》,不可能只“打电话”,这是商业常识。

(2)华湘公司负责汽车业务的周建国处长证言证实:到2001年东方资产公司突然通知华湘集团,华湘集团的汽车债务已由省中行转交东方资产公司,华湘集团才知道雄军公司没有付全部车款给省中行(见一审《判决书》第16页)。此证言证实了华湘公司长期无人过问汽车业务。打电话、派人“催收”之事为子虚乌有。

(3)、任何债务的清理,首先要由债权债务双方进行清算。而华湘公司和雄军公司之间从未进行过清算。没有清算,怎么会有一系列的催收?

债权人没有催收,何来债务人雄军公司“拒不返还”之理?

   

上述各项事实已经充分证明龚案是一起普通民事合同纠纷,原两审有罪判决是在缺乏构罪要件的条件下,回避证明本案无罪的事实,搞有罪推定,且适用法律错误,是显属不公的错判。依照中央政法委和最高院关于“有错必纠”和“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指示精神,本案依法应予改判纠正。               

龚英甫是一位爱党爱国、奉公守法、学识儒雅、为湖南的经济发展作过贡献的民主党派人士。我们恳切希望最高院督促、指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排除个别原审办案人员的的干扰,尽快依法对本再审案纠错改判,还龚英甫先生的清白,维护人民法院的崇高威信。

 

敬礼!

 

委托代理人:徐国祥 

                             2010年11月22日

 

北京市问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地址:

北京市西直门北大街47号院二号楼三单元361室

邮编:100044   联系电话:13601256454。

 

附件:

1、  本案一审、二审《判决书》

2、  雄军公司与华湘公司《协议书》

3、  专家对本案的《论证意见书》法律专家:江伟(中国人民大学)梁书文、甘明秀(国家法官学院)丁慕英(国家检察官学院)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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